1.越野赛事公司负责人：参与者、组织者长期都漠视安全问题
2.泰森也愤怒！中国拳击走到最危险时刻，业内乱象成最大毒瘤
3.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21人遇难 一场越野赛缘何成了“夺命跑”
全省规格最高的跳水比赛，却找来一帮完全不懂跳水的人做裁判，难道是云南没有跳水裁判。笔者随即访了云南跳水界。据这些圈内人士讲，云南既有国家A级裁判，又有国家B级裁判，还有为数不少的一级以上裁判，他们担任裁判的时间都在10年以上。其中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之前省内的跳水比赛，都是由这些专业裁判担任裁判工作。然而今年的比赛，这些裁判不仅没有使用，而且他们连比赛都不知道。
“说白了，省体育局有关部门，绕开主管领导，绕开专业裁判，私自安排了比赛裁判。”当真正的跳水裁判听到比赛的情况后，表现得极度的愤慨，纷纷认为这是对体育事业的不负责，是要毁掉这个项目的。
就在访调查中，这些熟知云南竞技体育的圈内人士，更向笔者爆出关于云南省竞技体育发展的诸多内幕。
“只有28个运动员，却有43个工作人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笔者表示并不知情时，这位圈内人士爆出了其中的隐情：“还不是为了多领取酬金。一般办一次比赛，都会有些薪酬，现在体育局的有关部门把办比赛当作了挣钱的工具，一年下来大大小小几十个比赛，光酬金就要领多少。”
当笔者询问有关部门是指哪个部门时，这位圈内人士直接道出就是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与青少年体育处。据了解，该处的工作职责主要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负责组织全省各个单项比赛，做好竞赛管理工作，另一块工作职责是负责全省的青训工作。青训工作可以说工程浩大，由各地州培养人才向省里输送，这需要很长的周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与青少年体育处更愿意做竞赛的组织工作。
“为什么喜欢做竞赛工作，说白了，还不是有薪酬可以拿。”这位圈内人士进一步说明，一般组织比赛，都由各地承办，比赛结束后，秩序册上有名字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些酬劳。“全省大大小小几十项比赛，一年下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位圈内人士强调说，搞青训工作很累，而且周期很长，不一定见到效益，不像组织比赛，不管水平多高，搞完比赛，不仅可以列入年度总结，而且还有些辛苦费，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组织比赛外，这位圈内人士还爆料说，金牌战略也使得比赛完全变味。各个地州代表队要金牌，某些人就敢在比赛前把金牌先瓜分了。金牌提前内定，比赛就成为一种形式。本次跳水比赛，一共产生20枚金牌，某个地州代表队就拿了15块，据了解，如此的“内定”已经引起了各地州队的强烈不满，纷纷扬言，取消该项目。“明年让他们一家去比，我们都不参加了。”
云南并非一个体育强省，云南体育的落后是多方面的，但面对如此的比赛，我们不仅要问，云南竞技体育除了天灾，人祸对云南竞技体育的伤害或许更大……
后续报道
8月22日，云南省体育局局长杨宁终于就跳水“零分门”作出道歉。
杨宁表示，“零分门”引起的全国关注和话题探讨令人始料不及，从中不难发现云南省体育局某些职能部门和工作方式确有不足之处。“比赛的确是业余性质，但我们的工作惯性是对这类业余比赛重视不太够。我们的裁判大多是从其他项目聘请过来的，因为跳水不是云南的传统优势项目，还缺乏专业的裁判、教练队伍，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现实，由‘外行’改做教练和裁判，这在云南很多后起项目中都不少见。”最后，杨宁感谢大家对“零分门”的关注，“我们一定会以此为鉴，让这类不再发生
零分门再起波澜
“置世界公认的跳水规则于不顾，说明这些裁判对跳水比赛的规则很不熟悉。”9月20日，针对云南跳水“0分门”，有跳水界人士说，这样的判罚令人“匪夷所思”。
在调查过程中，体育界多位官员、教练员、运动员向记者反映，类似猫腻、乱象在云南省级体育比赛中，绝非偶然，也并非孤例。
“0分门”背后
健美操教师、司机等非专业人士竟出现在裁判名单中
一项以培养后备选手为目的的省级跳水赛事因为“0分门”而为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年8月举行的云南省跳水锦标赛中，双人跳水赛场出现罕见一幕：来自昆明、玉溪、红河三个州市的13岁年龄组选手由于没有按照规定跳出2.0难度的技术动作，全被判0分。
“0分”判罚引发了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次跳水比赛中的0分判罚明显有悖常识。
云南省体育局在针对“0分门”的情况说明中称，按照比赛规则、规程规定，在双人5米跳台比赛中，比赛共有3轮动作，其中2轮为难度系数规定动作（难度系数为2.0）、1轮为无难度系数限制的动作。运动员在前2轮比赛中如未达到规则、规程所规定的难度系数，视为未完成比赛动作，判为“0”分。
原国家跳水队教练、现任马来西亚跳水队主教练杨祝梁认为，这次比赛规程上已注明，动作平均难度系数为2.0。按国际规则，不管运动员跳的难度系数是高还是低，都应按2.0的难度系数来评分。
他说，跳水比赛中运动员的动作完成质量可以有好坏，但都应该按规则打分，不能随意地给0分。此外，从这次跳水比赛的中可以看出，运动员的比赛动作不属于三种0分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0分门”背后的原因，似乎可以从比赛的裁判员名单中寻到踪迹。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这场比赛的裁判名单中出现了健美操教师和司机等多名并不熟悉跳水的非专业人士。对比秩序册和裁判名单可以发现，玉溪队教练员王惠英等多位参赛队的教练、领队也成为这场比赛的裁判员。
非专业人士以及参赛队成员为什么会出现在裁判队伍中？云南省体育局回应说，这是为了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云南省体育局进一步解释，目前云南在很多项目上仍缺乏高级别裁判员，今后将加大裁判员培养力度。
知情者爆料
要金牌、安排金牌已成公开秘密，年龄层出不穷
访过程中，云南体育界多名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年来在云南省内的运动会上还存在着其他乱象。
在云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皮划艇裁判长王波授意副裁判长杨永盛将男子2000米双人划艇第一名给楚雄队，后又授意杨永盛将女子2000米单人皮艇第一名给玉溪队。根据授意，杨永盛没有按照实际成绩公布比赛结果，而是按照王波的意图篡改了比赛成绩，两个项目都按照篡改后的结果公布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云南省体育局在2010年8月12日的一份关于违反赛风赛纪问题的通报中提到了上述。
原云南跳水队主教练黑丽苍坦承，在一次大型运动会上，曾有省体育局一位领导的家属当面表示要他“照顾”一名昭通籍运动员，但“最后还是没有弄成金牌，领导很不高兴”。
“金牌是很神圣的，但是在云南的不少比赛项目中，金牌却成了可以随意给予和取消的东西。”云南省体育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举例说，柔道比赛出现“双金牌”，已成为体育界流传广泛的一个笑话。
多名当年的现场目击者证实，云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男子55公斤级柔道比赛中，由于对裁判的判罚存在争议，争夺金银牌的昆明和玉溪两队在决赛过程中罢赛。在调停无果的情况下，竞委会作出了一家给一块金牌的决定。
记者在当年的成绩册上看到，“第一名”一栏的确出现两个并列的名字，分别代表昆明和玉溪。当年带领玉溪队参加此次比赛的柔道教练在向记者确认有此事后，不愿再作过多评论。
“按照国际规则，柔道这样的对抗性项目是不可能有并列金牌存在的。要么由裁判举旗，要么称体重，一定要分出个高下来。怎么能这么随意地一家给一块呢？”国家男子柔道队主教练石明说。
“年龄特别厉害，已经成为云南省内运动会上最大的腐败。”云南省体育局的一位官员说。
按规定，参加省运动会的每名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都要向社会公示3次。多位知情者向记者证实，在云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上，昭通一名叫赵静的女运动员，由于超龄，不具备比赛资格，3次均未进入公示名单，但最后却出现在了决赛阶段的秩序册上，并最终获得奖牌。
云南省体育局通报显示，经调查，“赵静报名参赛登记出生年月为1993年12月5日，而公安机关原始记录为1988年12月5日，属更改年龄。”她的参赛资格和所获成绩随即被取消。
近年来，年龄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透露，去年省运动会决赛前，省体育局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州市自查自纠，结果上报了四五十名运动员，其中大理、楚雄都在10人以上。后来，省体育局又查出70多名运动员年龄，主要集中在游泳项目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云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女子龙舟比赛中，一支代表队甚至派出了男子戴上发冒充女子参加比赛。
利益驱动
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了某些运动员公然的“保护伞”
不少接受访的官员、教练员都表示，运动员在比赛中公然，就是奔着好的名次，尤其是金牌去的。
“在省运动会上取得金牌，运动员和教练回到州市，能拿到奖金，职称、住房等待遇也可能得到较好解决。运动员退役后回到当地，会有不错的工作安排，如果要升学，还可能减免分。”多名教练对记者表示。
知情者告诉记者，在云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有的孩子在年龄上，虽然通过了3次公示，却在临上场前被举报，19名家长来到赛场抗议。竞委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让这些超龄选手以“测试”的名义参加比赛，成绩不纳入比赛排名，但如果成绩优异，今后升学时可以加分。
在利益驱动下，体育比赛中的锦标主义盛行，诚信缺失。有官员指出，部分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成为运动员公然的“保护伞”。为了在省里的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有的州市对于当地运动员年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省体育局查办起来难度很大。
监管缺位
不能用换取表面光鲜，公平公正才能产生体育的公信力
教练们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育乱象频出，既有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机制上的问题，比如监管的严重缺位。
0分门’不可笑，很可悲。”一位从教近50年的老教练对记者说。
多位教练表示，云南竞技体育水平相对落后，对承办各种运动会的州市，从财力、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支持可以理解，但绝不能以的方式，换取表面的光鲜。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笛认为，竞技体育比赛包含着精神文明的内涵，体现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体育比赛一定要讲规则，这样才能产生公信力。体育的公信力靠谁来维护？要靠体育行政部门，要靠正规的体育运动协会，而作为体育运动直接参与者的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更应严格自律。
云南省体育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体育领域。教练员和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后，给予一定褒奖无可厚非，但一定要走正道，要正确看待成绩。
他说，杜绝体育，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力度要加强，相关的规章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打的机制也应尽快建立。
越野赛事公司负责人：参与者、组织者长期都漠视安全问题
近日来，中超限制引援、U23两条新政再次引爆媒体关注，一时舆论哗然，质疑云集。
更多老球迷指出，对于中超已是见怪不怪、见乱不乱。中超商业化十余年，始于学习英超，而同英超等成熟商业化赛事的差距却从未缩短，到现如今乱象频生，倒是让老球迷觉得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15年10月《世界足球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英超场均36487名现场观众全球第二，中超场均观众22580人，全球排名第六。如果参考下两国人口对比，这种差距就不仅仅是同位级数学差那么简单了。
市场水平是商业化最好的试金石，场均上座率已明示中超与英超间商业化程度的差距，下图15-16赛季场均进攻、防御数据更是说明了中超与英超比赛的观赏性、技术含量层面的巨大差距。
过去一年内中，中足协出台诸多新举措，从U23政策到新U23政策，以及同时出台的限制引援政策,其中以24日夜出台的U23新政最为引人侧目。
新政看似扶植青训，直指世界杯，却意味着年过23周岁的球员将面临从球队宠儿到替补席都进不去的荒谬情况。
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大龄本土球员为代价；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成熟球队完整技战术体系为代价；扶植青训，也是以牺牲外援竞争力为代价；最重要的，扶植青训，出台新政，牺牲了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和中超整体商业化进程，为这样一个渐渐走上正轨、由市场所主导的顶级联赛泼上了一盆冷水。
恒大首捧亚冠奖杯可谓是近年来中超的一个转择点，这之后资本增大中超投入，中超这个巨大的商业IP再次唤醒媒体及民众关注。本该顺利完成商业化构建，学习西方顶级商业赛事完善自身体系的中超却在新政发布后的舆论中一夜打回原形，重现往日乱象。
商业层面上来看，新政使得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大幅降低，无疑大大降低了中超这个巨大IP的价值。当投入产出比不断降低，资本还会对足球产业保持足够的热情吗？如资本撤离，随之足球产业的整体氛围也会逐步下降，可谓是恶性循环。
中国足协的存在、新政的出台本该促进足球产业在国内的健康成长，而如今种种乱象丛生不禁让人们再次发出疑问：中国足球的明天在哪？未来在哪？
一、中超之乱始于其初
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之路始于1994年。
1994至2003年，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名为甲级A组联赛，简称甲A。
2004年，效仿英超进行联赛改制，既有了“中国足球协会”，既中超，这也是中国足球效仿、学习西方优秀联赛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中超成立本意为提升联赛水平、规范赛事、打造品牌，却因成立之初体系不完善、制度不规范走了不少弯路，闹了不少笑话。
03年甲A最后一轮，因足协公式漏洞，重庆队只有输球才能进入中超。一时“输球进中超”成了街头巷尾笑闻，而漏洞本身源于中国足协取消升降级制度所致。
而取消升降级制度源于2001年：中国国家队抽到世界杯预选赛绝世好签后，足协为国脚全方位投入世界杯预选塞所做的准备。本是杀鸡取卵，却不想这一取消，就是五年。这算是中国足球上一次屁股决定脑袋不遵从市场规律吃下的恶果。
而这一次，是U23新政。
升降级的取消又造成进入中超时代后，联赛中赌黑的盛行。06年重新确立升降级制度后，中超才渐渐回归轨道。
2009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开始，中国足球的诸多阴暗面浮上水面，与之对应的标志件是央视中止了中超联赛的转播。
为此2011年初，足协请求央视恢复对中超的转播，未果。
从甲A到中超，二十年间种种乱象让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在民众心中跌落底端，逢韩必输更是成了中国球迷心中难以言却的痛。
二、中超之乱根于民心
中国足球已渐渐成为中国民众至下而上的一块心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解决了诸多世界难题，而如今唯一无法解决的大问题——中国足球——却依旧难堪的摆在每个人面前。
这份难题至下而上，似乎也摆在了如今当政者的面前。
5月23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后，中国足协于24日夜既抛出两份通知，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政，新政本身可以解读为会议上对于足球领域汇报不满而做出的动作。新政本身更是直指青训，直指2020世界杯，满足上级意味十足。
15、16年冬季转会窗口，中超球队投入超3亿欧元。瓜林1300万加盟申花，拉米雷斯2800万转会苏宁，马丁内斯4200万转会恒大，一个个天价数字已令人麻木，却令外媒为之侧目，中超联赛一时成为全球最烧钱的联赛。
似乎中国模式在足球产业再次体现，同时也有质疑声不断发出：强力外援的加盟真的成为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吗？
中国足球对国民来说，早已不止是一个体育项目那么简单，它似乎承载了整个国家、民族的体面问题，代表了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在全球的形象，百年前我们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百年后却多了一顶叫做中国足球的帽子。多年恐韩逢韩必输既成了这种全民面子的集中体现，我们真的赢不了韩国吗？是我们的体面无法输给韩国，所以足球不能输，国内的赛事如何不重要，国际上的重要赛事不能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中国足球的落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建立的民族自尊心不容被足球这样一个“体育项目”摧毁。为了这种体面，似乎花再多的钱也是合理的。毕竟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花钱真的能解决中国足球这个大问题吗？中国模式之快真的能复制到中国足球上吗？
中国足球，不仅仅是球迷们的关注热点，关键比赛上输球更是成为了全体民众的耻辱，耻辱本身又会上升到国家角度，引得高层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超之乱始于大众、根于民心。
举国体制不灵，就让赛事回归市场、回归商业，学习西方优秀的赛事管理经验，也学习西方成熟的商业化运作，其实有太多经验可供中超借鉴；市场规律“阻碍”了国际化赛事的成就时，再牺牲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目标结果本身，满足人心。
谁都知杀鸡取卵不可取，可历史总是这样有趣的循环。一月初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中国足球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离——这本是业内人士认为“管办分离”的标志。
而如今的新政似是再次点出：我们不过是走在一条历史的旧路上。
三、中超之乱祸及商业
2016年中超总收入15亿人民币，而其中10亿来自于媒体版权的收入，收入的大头自然也是各家媒体纷争之地。
本年度中超开赛前，一月底东方IC签约中超未来三年独家官方合作机构，随后三月份PPTV夺得中超未来一年新媒体独家转播权，今日头条获中超未来四年短版权。
现如今中超版权5年卖到80亿，媒体巨头央视踟蹰中失却中超的转播权，央视1500万到2500万的预算满足不了版权方上亿的需求。
从2012年央视以730万的买断中超转播权到去年中超的版权提升到8000万再到如今的5年80亿（体奥动力），似乎说明了中超正朝着良好的商业化方向前进，而如今开赛近三个月，是否一切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过去了呢？中超水平又是否配得上80亿的身价呢？
似乎中超的受众们对这件事都没那么肯定。
两个月前的一场法律纠纷更是让中超商业化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浮现。
3月27日，东方IC起诉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既Osports全体育），指其以“中超联赛官方社”名义进行虚宣传，派出摄影师冒媒体记者混入赛场媒体摄影记者区大肆，损害东方IC作为真正的中超赛事官方机构的商业利益。随后全体育发表声明东方IC并不具有独家垄断赛事拍摄权利。东方IC只得再次强调《2017-2019中超联赛官方合作机构确认书》中第二条款项：“合作期间，中超公司不再与国内外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唯一有权在赛场位置进行拍摄的机构，其他机构无权进入场地拍摄。”
中超的版权向来是视觉中国、Osports和东方IC三家纷争。年初东方IC看似获得了中超三年独家合作机构，获得未来三年中超每场赛事中最好的拍摄位置。而实际情况是中超赛事需要更多传播与推广渠道，版权所有方自是对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足球协议媒体手册的摄影记者规章中，明确提及了摄影记者塞钱、赛后禁止进入比赛场地，禁止上看台，但这些规定往往因疏于管理而流于形式。看台拍摄，保安、媒体服务管理乱象丛生。
一场中超比赛的图文播报中，往往混杂了多家机构供图，而作为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的东方IC，目标付费高质量，反而在纷争中落了下层，而这些不过是中超商业化进程中问题冰山的一角。
目前版权因信号制作难度大，一般侵权纠纷多为截取信号进行盗播，形式上清晰明了；而拍摄难度、成本要低很多。付费竞标拍摄更是中超首创，无疑中超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商业化的一步，却未对持权商权益做出更多保障，乱象频出。
U23新政出台多少暗示着足协对于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的放弃，中超商业化之路，依旧举步艰难。
四、历史的重演
英超没有对于U23球员每场必上的规定，却有一条U21球员无需注册即可参加联赛的规定。
英超联赛同样规定了每个俱乐部必须在主场馆举行至少三场预备队联赛用于增强球员、球迷们的比赛日体验，而规则方面则规定，每一场比赛只允许上三名超龄外场球员，门将不设年龄限制，让板凳们不会无事可做。
规则上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显然是对于西方的这些经验学了个壳子没学到核心。
合理的机制才是保障中超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双赢的商业合作才是为中超保驾护航的长治之路，这一点国民意识形态无法取代，拍脑门决定的新政无法取代。
商业是共赢的过程，体系的完善需要耐心成长的过程，仅为一时之利不尊重市场规律、杀鸡取卵的策略必不长远。
这一点取消升降级制度证明过，U23新政或将再次证明。
如今的U23新政不过是为乱象之下的中超提供新的注脚，观赏性和竞技性的降低消耗了球迷付费观看的成本，商业虚高但如果无法合理有效保护持权商的权益的话，最终商业化虚高溢价也会让市场冷静，对于官方合作伙伴的敷衍了事更是让更多合作方对中超失望。
如今的中超也似杀出垓下的楚霸王，无论如何挽救颓势，却只是一步步逼近乌江。
泰森也愤怒！中国拳击走到最危险时刻，业内乱象成最大毒瘤
2021年5月23日凌晨，消防救援人员搜救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失联人员 图/新华社
“现在有不少缺乏专业执行能力的团队在做赛事。这次黄河石林越野赛执行方也是一家小公司，有很多做法不规范。这种乱象肯定要进行一定的整顿，不管是自律，还是国家相关机构来管理，我觉得是必要的。”
“这么大范围的群死群伤，给行业、参赛者和主管部门都敲了警钟，需要冷静、规范了。”
21人遇难！5月22日，甘肃黄河石林风景区山地越野赛极端天气下造成的重大事故在越野跑者圈内引发了巨大震动。
“这次赛事的预案显然是不到位的，应急预案并不是说只有比赛之前，鸣枪之后就不管了。越野赛事的应急预案应该是贯穿全过程的，因为比赛时间很长，风险管理要覆盖全过程，在某一个节点出现某种情况，应及时终止比赛，这是必须要纳入应急预案的。我觉得他们在应急预案上是执行不到位的，是有责任的。”北京爱江山赛事负责人王焱称。
王焱 图/受访者提供
王焱是一名资深马拉松和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过上百场马拉松比赛和国内外许多知名越野赛事。他也是国内知名的越野跑赛事组织者，其公司组织的“北京168”赛事是国内知名长距离越野赛事，分为168公里和100公里两个组别，其中，168组别累计总爬升11281米，总距离161公里；100组别累计总爬升6630米，总距离104公里。
“每年办越野赛的时候，我都睡不好觉。”王焱说越野跑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但是它不适合大范围商业化，也不是一个普及项目。”在甘肃这次重大事故出现之前，国内越野赛事已经有死伤情况出现，但无论是办赛者，还是参赛者，“包括高水平选手，心里面都逐渐放松了警惕，这个大事故的出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么大范围的群死群伤，给行业、参赛者和主管部门都敲了警钟，需要冷静、规范了。”
以下为王焱的讲述：
“强制装备就是救命装备”
越野赛在国外是一个很成熟的项目，它的组织者和参赛者都是成熟的。但在国内，感觉大家胆子越来越大，赛事公司也越来越放松。从这次比赛的情况看，既然天气预报已经有预警，我们通过实时卫星云图是可以全过程监控天气的，那个云图非常准，我们办赛的时候会跟当地气象部门紧密合作，精准到每小时的气象预报和监控。
如果是一个更严谨的赛事公司或更严谨的组织者，首先在上山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有预判，有值守的救护人员和设备。其次，在发生了大风冰雹的时候就应该终止比赛，这个是肯定的。
这次赛事的预案显然是不到位的。应急预案并不只是在比赛之前做，鸣枪之后就不管了，而应该贯穿全过程。我觉得他们（黄河石林越野赛主办方）在应急预案上是执行不到位的，是有责任的。
参加这个比赛的应该都是高水平选手，没有小白。马拉松比赛肯定跑了几十场了，五十公里越野也跑过才能报名百公里。他们自己其实也有责任。我看很多人都光着腿跑——这种高海拔的比赛都要求携带冲锋衣、长裤什么的，我看他们都没带。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组织者，长期以来都有漠视安全问题的情况。
黄河石林越野赛是意识不到位造成的悲剧，组织者肯定要负主要的责任，在强制装备的检查上落实得不严格，检查不到位。我们在办赛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为了减负出成绩，不按要求带强制设备，或者出发之后就把装备甩给旁边的人。
我参加过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耐力赛（UTMB,累计爬升约9400米，被认为是欧洲最难的越野跑赛事之一，顶尖跑者可以在20小时多一点完成比赛，但大多数跑者要用上30-45小时才能跑完）、环富士山越野赛（UTMF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比赛,全程168公里,总爬升9500米）。这些被视为殿堂级的越野比赛，都会有风雨雪天气，在强制装备的检查上非常严格。出发前要检查，比赛中也要检查，比如说，要过一个最高海拔的地方或者是最危险的路段，出站前要求必须带冲锋衣，都会检查的。甚至于赛事主办方会规定某段距离特别远，参赛者必须带多少升水，不管喝不喝都必须带这么多，不带不让走。
环勃朗峰越野跑（UTMB） 图/视觉中国
在日本比赛的时候，那更细致了：包括什么时段带登山杖，什么时段不能带，都有明确的规定；出站要带多少水，要带多少食品，他们要检查核算你所带补给品的卡路里。我当时跟一个朋友一块儿去跑的，他带了两个烧饼，这个肯定是可以补给热量的，但是没有精准的标识，检查的时候就说不行——你可以带着吃，但是这个不能计算在内，得拿出有卡路里标识的能量棒什么的来。后来我把我带的吃的，给了他一点儿，才凑足了要求的数值。
他们考虑的不只是你顺利完赛所需，还有意外情况发生时，你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等待救援。这种意外其实是会发生的，比如，2012年我就在比赛中摔倒了，那些强制装备就成了救命装备。你不带这么多就不行，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我在参加“香港100”比赛的时候，天气原本很热，但也出现过下冻雨的情况，很多人在山上下不来。
但是，要求携带强制装备这块，咱们国内的执行普遍来说是比较弱的。疫情以后，我就觉得很多赛事的组织方更加激进，一些做法上可能经不起推敲。可能一些机构在疫情期间亏得比较多，特别着急，为了缓解经营上的压力，什么比赛都办，都接，去办那些特别难、超出自己能力的比赛。我见过一家很小的公司，就几个人，敢办500公里越野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不妥的。
现在有不少缺乏专业执行能力的团队在做赛事。这次黄河石林越野赛执行方也是一家小公司，有很多做法都不规范。这种乱象肯定要进行一定的整顿，不管是自律，还是国家相关机构的管理，我觉得是必要的。
“这个运动的关键是自助、自救，还有自律”
黄河石林越野赛组织者是比较欠缺经验的。参赛者在山上没有衣服，只穿个短袖，气温又是零度以下，还下雨，一定会失温的，容易冻死。像我在香港参加的那次比赛，因为天气不好，赛事组织者在选手出发前已经做了严格的检查，后面天气发生变化，就及时终止了比赛，全过程应急预案做得比较到位。
我觉得，现在对规则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还都不够。有人说直升机救援不及时，其实国外发达国家做应急救援，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方便，直升机召之即来。直升机的使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大，所以，那些最危险的赛段只能靠选手自己带足能量，如果出现险情，可以熬到救援来到。水一定要带够，不要侥幸，还有衣服。
普通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运动，觉得很疯狂，还这么危险。这其实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但参与者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它。它首先是一个人和自然的交流，你在城市里跑马拉松，其实借助了很多人力，在山里面跑就没有人能帮到你，这个时候就要为自己负责。
漆黑的夜晚，你独自在山里行进，看着天上的星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都不是文艺的描述，而是非常真实、很宝贵的体验。但越野赛的确不是一种适合大众的运动，即便在发源地欧洲也还是小众运动。
这项运动的关键是自助、自救，还有自律。选手必须要自我评估：我自己行不行？
但是到了国内之后，参赛者有点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觉了……主办方也追求办更难、更长距离、更多人参与的比赛。
只要到办越野赛那几天，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北京168”比赛从2016年开办以来，没有挣过钱，都是靠我们跟地方合作办马拉松比赛赚的钱往里贴。有人也问过我，办个越野赛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其实就是花在预警和救援预备上。
在比赛中的危险路段，我们都事先就安排了人，包括救援队伍和设施；在山上，晚上都会有值班人员在那搭帐篷露营，随时可以实施救援。不能等出了事儿再派人上去，那怎么来得及？上山的话是很慢的，等救援人员上去，肯定黄花菜都凉了。但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赛事组织者都不愿意投入如此大去做这些，除了少数公司。
2020年9月19日，河北怀来举办的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 图/新华社
国内从2012年开始引入越野赛。我是学技术搞软件的，并不是搞 体育 的，最初也是从马拉松爱好者起步，经常在国外跑比赛，看到他们在赛事组织上做得比较好，2016年开始自己办比赛。可能我和合作伙伴都有搞工程技术的背景，都比较严谨，人家规定是这么写的，我就得这么照着做，不敢少。我们做越野跑赛是从来没挣过钱的，每年办赛的时候，感觉就是招待跑友的一个Party。我们原来有软件公司赚钱，后来我们做城市马拉松，地方拨款还蛮多的，做越野跑就是自己的情怀、乐趣。我跑步的年头也比较久了，一项比赛一千人参加，我恨不得认识五百人。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办过几十场越野比赛。今年北京疫情防控常态化，办赛流程很复杂，就没有办，我也不是不着急，但着急也没用。还有一点，我不觉得越野跑是一个可以过度商业化的项目。
“退赛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像梁晶这样的顶尖职业选手在比赛中遇难，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可以说参加这项比赛的都是高手，每一个遇难者都令人痛惜。
我想对跑友说，退赛也是一种经验，一种解决方案，甚至，退赛经历本身，也会对我们的人生有价值。
被蓝天救援队救下来的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是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国际院士励建安教授，也曾任中国康复医学协会的副会长，马拉松跑了好几十个。
2020年9月19日，河北怀来举办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参赛选手经过水头长城 图/新华社
虽然我从2006年就跑马拉松，但第一次跑百公里越野赛的时候，还专门请了一个有经验的朋友陪伴我，帮助特别大。我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包括后来我们办比赛，每个赛段都要严格核查装备。我脚上磨了好多泡，成绩进了前十几名。当时想的是一定要给儿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绝不退赛。
其实，马拉松跟百公里越野，我都退过赛。很多人认为要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但抵达认识的边界也是突破自我。退赛同样是一种体验，也很珍贵。
我至今差不多总共参赛100场，退过三回赛。退赛是心理上很大的一个锻炼，因为你要面对失败，还要向好多人解释你为什么失败。无论自己退赛的理由多么充分，你向别人解释的时候，还是要过一个心理关，有点难堪。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失败了也就失败了，是吧？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个解决方案。
跑步这么多年下来，我自己的总结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组委会，爱护自己。
愿逝者安息！行业冷静。
南方人物周刊 徐梅
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21人遇难 一场越野赛缘何成了“夺命跑”
大概十余年前，职业拳击由美国著名推广人唐·金带入中国，当时他本想安排霍利菲尔德与鲁易兹在长城上演巅峰对决，但后来唐·金突然变卦，最后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重量级拳王战仍改到美国打响。尽管唐金这次来华有些“忽悠”的成分，但确确实实让国人看到了这项运动离我们并不遥远了。
仔细回味中国拳击为什么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窘境，一方面源于这项运动的普及需要时间的积累，短时间想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太现实；另外一个原因则更加明显——因为很多中国拳击业内人至始至终还在搞窝里斗、互相诋毁、挖空心思整对方等低俗套路，而没有真正将精力用在如何打造品牌，如何打造完整产业链上面。
纵观国内拳击的产业链条，无非由几部分构成，从赛事链顶层的推广公司、推广人、经纪人到拳手、教练、广告商、宣传媒体、内容投放平台等，而拳手作为在这个食物链中的核心环节却是最吃亏的。据业内披露，国内很多一线拳手长期处于被经纪人克扣出场费的压迫位置，例如经纪人与赛事方报价该拳手出场费是10万人民币，最后经纪人只给这名拳手1万，剩下9万揣到自己的腰包，而拳手如果出现受伤等情况均由自己负责，虽然拳手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但为了生计不得不选择隐忍。
此外，国内目前也诞生了几家拳击品牌赛事，虽然幕后老板都砸了很多钱，却没有获得像武林风、昆仑决等搏击赛达到的市场预期，有些拳击赛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甚至走出了这个圈子，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些所谓的品牌。而造成这样恶果的原因也有多重方面：
一是赛事创始人不懂得对宣传方向的把控，有些赛事诚意邀请了个别所谓的资深拳击媒体人到现场观赛，殊不知这些人到现场什么都不做，却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老师姿态”装腔作势，事实上这些人即使为赛事做了报道，影响力也仅仅是在小圈子传播，受众面极低，更何况这等人还很不情愿会亲自动笔为赛事做报道，去比赛现场不过是为了旅游享乐罢了；
二是国内赛事承办方没有吸取国外顶级拳击赛事的成功经验，仅仅是为了“办比赛”而办比赛，从谈场地、报批、灯光、舞美、安保等方面都做的十分严谨，却没有考虑这种流水线式的赛事没有观众为之埋单，即使是铁杆拳迷都闻所未闻，因为这些拳击赛的组织者从赛事成立初级就没有重视品牌的打造，想在拟定的举办地突然获得票房大卖的火爆氛围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是国内缺乏有舆论效应的明星拳击手，目前公众所熟悉的几个知名拳手仍然局限在邹市明、熊朝忠、张君龙、杨连慧、蔡宗菊等少数几人，而其他上千号中国职业拳手几乎全部沦为路人甲，观众根本不会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去买票看比赛；
四是国内拳击的舆论氛围仍然很糟糕，目前有些拳击经纪人享有御用的知名“拳击记者”，这些记者无不身怀绝技、各擅胜场，据说有些记者还曾遭受过不小的身心创伤，不过凡是与推广人对立的赛事或拳手打出了好成绩，振奋了亿万国人，这些“拳击记者”们定会瞬间拧成一股绳，站在一个看似很客观公正的立场全力批判对立的拳手，并为推广人的选手歌功颂德，这种舆论打压给局外人看了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他们的打压都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只不过普通的网民根本不知情而已，久而久之无论是赛事还是拳手，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正面形象覆盖。
总而言之，中国拳击虽然出现了熊朝忠、邹市明两位世界级拳王，但与欧美发达拳击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国家相比，中国拳击至少还需要10年的追赶时间。
去年5月，拳王泰森来华参加IBF拳击年会时谈到了他眼中的中国拳击，虽然他看清了目前国内的发展现状，但他仍给足了中国拳击的面子，泰森简单地表示：“我认为中国拳击的市场未来会非常光明。”也许泰森的话会成为现实，但这需要每个拳击人静下心重新思考，未来究竟该如何去做？ 拳击时空致力于拳击/搏击动态热点挖掘，分享重竞技体育的独特视角，呈现最精彩的搏击评说。敬请关注“拳击时空”公众号aiquanji。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的CP2-CP3段属于急上坡，必然导致速度下降，在大风大雨的极端天气情况下，更容易导致人体失温
在马拉松赛事爆发式增长的同时，赛事人员储备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跟上，志愿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培训也不到位，导致马拉松赛场乱象频出
5月22日9时，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开赛，共172人参赛。随后遭遇极端天气，多名选手在高海拔赛段出现严重失温，21人不幸遇难。
172人参赛，21人遇难，其中包括多名国内越野跑的顶尖选手。如此重大的伤亡极为罕见，远远超出了公众对于马拉松这一赛事的普遍认知。
在亚高原无人区举办比赛，防风防雨保暖等必要装备是否纳入了赛事的强制装备要求？在赛道路段尤其是无人区是否准备了完备的应急点和补给站？面对突发的极端天气，赛事举办方终止比赛是否及时、应急预案是否充分？
目前，甘肃省委省已成立调查组，对原因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对于国内近年来几乎遍地开花的马拉松赛事而言，这一悲剧更是一面镜子、一记警钟。
越野赛属于极限运动
要求高于普通马拉松
5月22日13时许，越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受突变极端天气影响，局地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失温等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
随后，当地停止比赛并组织多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由于赛段内地形地貌复杂，加上夜间气温再度下降，搜救难度进一步加大。
截至5月23日9时30分，官方确认有21人遇难，另有8人轻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一名参赛者回忆，比赛当日早上阳光明媚，坐摆渡车抵达赛点时天气已转阴，随即起风，“开枪前我跑了两公里来热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更麻烦的是，跑完这两公里，身上也没有热起来”。
这名参赛者称，在越野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下雨、逆风，其间“发现十根手指都没有感觉了，同时觉得舌头也冰凉了”。他果断决定下山，“我撤到山腰，蓝天救援队的人员指引我到一个小木屋，屋内已经有10位左右先撤下来的选手了。在小木屋等待救援的一个多小时，小木屋里选手的人数已经接近50人”。
官方将此定性为“一起因局部天气突变发生的公共安全”，正在展开调查。
“山地越野赛和城市马拉松完全不是一回事。越野跑是山地跑，遇到上坡是需要徒步的，并不会全程跑完，平坡和缓坡以及下坡才需要跑动。传统的城市马拉松，赛道以平坡为主，是可以全程跑完的。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的CP2-CP3（CP即打卡点）段属于急上坡，必然导致速度下降，在大风大雨的极端天气情况下，更容易导致人体失温。”户外旅行从业者“艾艾艾小艾”说，越野跑的赛道基本都是山上的野路，是人踩出来的路迹，因此越野跑是更偏向于长距离徒步的运动，而不是普通马拉松。
据“艾艾艾小艾”介绍，越野跑补给的概念和马拉松差不多，区别是越野跑会更“因地制宜”，它设置补给点的距离会根据实际路况难度考虑，而不像城市马拉松一样进行固定距离补给。
马拉松急救跑者Seeker进一步分析，普通马拉松与山地越野赛的区别，首先是距离。普通马拉松的距离是42.195公里，但越野赛的比赛距离更长，比如50公里、100公里，甚至可能会是200公里。其次，赛道不同。普通马拉松会将赛道设置在平地上，而越野赛的赛道一般会选择山地，道路比较崎岖。再次，装备和救援不一样。马拉松是在城市举办的，沿路的志愿者、救援人员更多，救援更方便，但越野赛有时需要过夜，需要的装备也更加复杂。
将风衣列为建议装备
被质疑不符赛事标准
发生后，不少越野界人士提出质疑，指责组委会对天气预估不足，未将“风衣或冲锋衣”等防风保暖服装列为参赛的强制装备，导致参赛者在风雨中过快失温。
5月23日，有媒体指出，此次赛事的强制装备准备工作和补给配备或不符合山地跑赛事标准。
中国田径协会此前公布的《中国越野跑运动赛事组织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选手提出了强制装备要求，强制装备清单须在赛事报名说明里进行明确说明，并要求赛事组织者须在选手签到时对强制装备进行检查，并在赛事中途设置一个或多个装备检查站，原则上须进行轮检，条件不允许的赛事可进行抽检，抽检人数不得低于抽检项目参赛人数的50%。
该标准中规定携带的包括但不限于的强制装备中就有保温毯；高海拔赛事，须要求选手携带具有防风及保暖作用的外套等。但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公布的强制携带物品清单中，未强制要求携带具有防风及保暖作用的外套等。
此次越野赛报名披露，组委会强制参赛者携带的装备包括号码布、计时芯片、电子轨迹、GPS跟踪器、照明设备（头灯）、水具、救生毯、口哨和手机，其中前4项注明由组委会提供。组委会称，未携带强制装备所造成的后果由参赛者自行承担。至于“风衣或冲锋衣”则被列为“建议装备”。
也有参赛人员透露，因地貌等原因，在山顶的CP3没有补给点。暴露的山体让人无处可以休息，且无法在此处退赛；还有的参赛人员考虑到天气预报并无异常，以为天气会很热，担心自己可能中暑。
在访中，不少越野赛跑者表示，自身经历过才知道强制装备的重要性。比如，TNF100（越野跑系列赛事）的强制装备包括冲锋衣、防水裤、羽绒服、头巾（组委会发）、帽子、手套、头灯等。
“所有这些装备都要在赛前一天接受检查，方可注册拿到号码牌。第二天出发后，每个CP都有随机检查，确保你有需要的强制装备，否则强制退赛。整场比赛一共5个CP，每20km一个，每个CP都有急救人员，沿途有巡逻车辆。这些强制装备适用于几乎所有距离的越野比赛。”一名超马越野赛跑者说，一个负责任的组委会要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工作，以及更严格的强制装备检查。
“这次再次证明强制装备其实是对顶级跑者的一种保护，并非故意增加他们的负重。”一名超马越野赛跑者撰文称，他曾经在国外参加TNF100时在87km处也经历过失温，“我当时在第二阶段外周供血下降并四肢冰冷无知觉，在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坐在路边裹着太空毯，想着歇一下继续时被巡逻车发现。巡逻人员给我测了体温，然后强制我退赛，将我载回CP4接受现场急救医生评估，并给予体温恢复治疗。我看到同在CP4的还有一人刚进入失温，也就是第三阶段，意识模糊，已被抬上车送去附近医院”。
马拉松赛事出现井喷
专业人员储备跟不上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项马拉松赛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据Seeker介绍，自从院2014年印发《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 产业促进 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后，马拉松赛事便迎来井喷式爆发。仅2019年一年，马拉松赛事就达1828场，平均一天就有5场比赛。然而，在赛事爆发式增长的同时，赛事人员储备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跟上，志愿者及相关工作人员培训也不到位，导致马拉松赛场乱象频出。
中纪委发文称：“一些地方看中举办赛事的宣传效应，加上能够拉动区域消费，收取企业赞助费、广告费，打造 旅游 品牌等因素，纷纷热衷办赛。然而，一些赛事往往只盯着经济效益，不愿意在服务和安全上多投入。有的承办企业根本不具备组织高风险 体育 赛事的资格和能力，只重视设置高额奖金等奖项吸引选手参赛，急功近利。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在指导与监督上不想管或不会管，有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极易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有业内人士提出，目前相当数量的赛事公司在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却忽视了选手的真正诉求。职业选手包乐(化名)说：“现在许多马拉松赛事，动辄将几百万元花在电视转播和舞台搭建上，真正花在选手身上的钱不过几万元。时间长了，这些赛事举办方必然会被淘汰。”
“另外，一些相关部门或者赞助商并不懂赛事，使得马拉松赛事变成了单纯的以推介城市形象和 旅游 为目的，赛事主办方一边倒地把精力与投入到如何规划‘最美’赛道上。很多举办马拉松的城市陷入一个怪圈，地方很想要业绩但又不想承担风险，这些因素对选手的赛事体验影响很大。”包乐说。
“艾艾艾小艾”建议，对于此类赛事，主办方应该提高参赛者的门槛，强制参赛选手携带装置；有关部门应该严格审核主办方的资质、经验和能力。
Seeker也认为，有关部门应该提高赛事组织者的标准，制定量化指标；主办方也应该做好赛事保障工作，提高组织能力。
在Seeker看来，此事应对广大跑步爱好者起到警示作用：一定要慎重对待马拉松比赛，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切不可存在侥幸心理。敬畏生命，敬畏马拉松，更要敬畏危险性极高的越野赛。
